| [小说的失败]“地铁小说” 作为“中国第一位采访情感隐秘的女记者”而暴得大名的安顿，在由“纪实”转向“虚构”的当口露怯了，号称《欲望碎片》一书，处处露出记者的尾巴：想像力的低能、思想的贫乏、结构故事能力的低下（依然是电话倾诉、录音采访的方式），以及语言的苍白、空洞、无味。令人吃惊的是，采访过那么多情感隐秘的安顿，对生活、对人以及情感的理解却依然是时下流行的那种肤浅的贴标签的方式。书中处处刻意交代“我用伊丽沙白·雅顿的第五大道香水”、穿“纯棉老土布的格子长裤、亚麻色的上衣”，喝“很体面也很便宜的屈臣氏汤力水”，喜欢“白色剑兰”，“靠写文章、卖字为生”——“我”是一位有“文化”、有“品位”的“灰姑娘”。而“灰姑娘”的“王子”于涛则开一辆“黑色林肯轿车”，穿一件“黑色的棉布衬衫。法国鳄鱼，价格不菲”，“是个真的有钱人”。两人的艳遇缀满了诸如驱车去吃日本料理，听邓丽君的歌，送999朵红玫瑰这样一些“小甜点”，徒有浪漫的空壳而无内在激情。显然，这些标签和“小甜点”是为那些对成功人士的时尚与浪费艳羡不已的人们准备的，它们将使这本书成为地铁书报摊上的抢手货——尽管如此，这本书作为小说，却失败得一塌糊涂。 [探索的失败]落入传统情感的俗套 《欲望碎片》被冠以“情感探索小说”的名目，不过与其在小说方面的失败一样，在“情感探索”方面，它也是一败涂地。安顿故弄玄虚地以两条线索引出两个交织在一起的爱情故事，似乎要显示某种“复杂性”，不料正好落入历来文学言说男女情感的两种俗套。其一是“齐人之福”式的，即所谓“丈夫（妻子）+情人”的模式：丈夫稳重可靠，忠诚老实，妻子善良贤淑，本分宽容。而所有与“浪漫”有关的品质，诸如奇遇、激情、不稳定性等等，皆集于情人一身。前者代表日常生活和现实性，后者代表想象与戏剧性。这一模式的变体之一是，一女人在适合做丈夫的男人与适合做情人的男人之间犹豫徘徊，满心希望“鱼和熊掌兼得”，这便是书中“我”与刘超、于涛的爱情。于涛和于亚兰的爱情属于“阴谋+爱情”的模式：爱情成为手段，情欲让位于物欲。以小说的方式对这两种情感模式进行深度探索而臻于极致的文学经典也许该首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司汤达的《红与黑》。而在安顿这里，“探索”只是一种措辞，她没有提供任何时下情感的新内容与情感活动的新方式，更谈不上探索所应有的深度和力度。 [谁在消费情感]谁在消费浪漫？ 安顿以《绝对隐私》、《回家》在中国市场创下了“安顿品牌”。这一品牌的创建遵循一切畅销书的秘密武器：窥秘与揭秘。安顿显然不是消费隐私、消费感情的开山之祖，但她以“口述实录”的方式给消费之手戴上了一只质地优良的手套，这使她的品牌具有了某种同情、理解的品质，因而有人会忍不住感叹：“有些事需要这样说出来！”如果说“实录体”尚有其社会价值，那么文学、小说对情感的表现，也许就不能仅止于“这样说出来”了。遗憾的是，《欲望碎片》与九十年代以来众多打着“情感”旗号的女作家的小说一样，仍然不过是给消费穿了一件浪漫的文学外衣——虚假的浪漫表达的无非是人们对于某种时尚生活的想象，比如，“买红玫瑰的女人应该是那种丰腴、艳丽的，而且是成熟的女人，要在30岁以上。而且，红玫瑰要盛开在幽暗的客厅里，餐桌上摆着红酒，等一位神秘的客人。”女作家善于抓住并迎合时尚，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或许要数书商、报刊和电台记者们，他们紧追其后，寻找“卖点”和“热点”，以制造一个又一个浪漫的泡影。但真正左右这个时代的浪漫想象和趣味的，恐怕还是那些真正的时尚制造商——这个社会的崛起阶层：暴发户、大款、大腕、成功人士…… [是小说]还是时尚读物？ 九十年代是欢呼宽容和多元的时代，但也许直到今天人们才渐渐意识到，这种宽容和多元的结果不过是回到老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人们各取所需，怎么样都行。然而，无原则和审美标准的丧失必将导致审美趣味的泥沙俱下，不断膨胀的消费势力也在不断制造空幻和虚假，那么，我们的血汗钱所换取的那些读物，究竟是一堆时尚垃圾，还是真正的小说？——当然，在宽容的时代，任何答案都视为合理！ 梅静 |